运河之子

麦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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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七二年参军到现在，离开我魂牵梦绕的家乡已然有四年的时间了。

四年的时间，它已让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结实的男子汉。但是，四年的时间并没有给这个坐落在运河边上的小村庄带来丝毫的变化，只是比我入伍前更加显得破旧了：还是那条黄土的街道，依旧是那低矮的土屋。但真正让我诧异的，是刚才发生在京津公路边儿上的突然袭击，说来，倒是人的变化让我感到了吃惊。人真的是变化无常啊！那个长我两岁，与我一起长大的麦菊姐是个多好的姑娘，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我是带着一脑门子的疑问推开了自家的街门的。

八十岁的奶奶见我回来，乐得她那张没了一颗牙齿的瘪嘴一鼓一瘪的简直就合不拢了，她一边絮絮叨叨的说着，一边用干柴一样的老手在我的脸上抚摸个不停。是我的到来，让奶奶那张皱纹多得亚赛核桃皮似的老脸一下子舒展开了。

父母和姐姐从地里收工回来，虽然他们知道我这几天到家，可当身高马大一身戎装的我突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一家人还是惊喜非常，欢声笑语刹时充盈了我们这个农家小院儿。

吃晌午饭的时候，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围坐在当院那株合抱的大槐树下，母亲将一盆白面条儿端上了饭桌……

吃了饭，全家人回到了屋里。我将带来的礼物悉数地从提包里掏了出来，然后又一一捧送到奶奶、父亲和母亲的手上。

姐在给我的信中告知，她的婚期定在了今年的国庆节。由于怕到时请不下假来，所以这次探亲回来前，我特意从部队驻地去了一趟上海，精心给姐挑选了一件绣花的红的确良衬衣，还有一块印有牡丹图案的红丝绸头巾。

我将这两件儿礼物递到姐姐面前时，姐那张妩媚的脸羞红了，就在这时，我猛然想起了今天在马路边上见到的麦菊姐，不禁脱口向姐问道：

“姐，我刚才在马路边上看到麦菊姐了，她是怎么了？我看她——”我的话还没有问完，漾在姐姐脸上的红霞迅速地退却了，印在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起来……

在村里年龄相若的所有姐妹中，从小到大，姐和麦菊姐是最要好的一对儿。她们俩在同一年生人，只是姐比麦菊姐大了三个月。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几年里，她俩一直都在一个班，直到毕业后回村参加生产劳动。打儿时起，她俩就好得谁也离不开谁。如影随形的她俩，让一些不相识的人都误以为她们是亲姐妹呢。

在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姐姐和麦菊姐她们俩在一起打猪草，待肩上筐里的野菜装满了，她们便在运河边上一株合抱粗的垂柳下玩耍歇息。后来，也不知她俩当中是谁提议要拜干姐妹，于是她们就在大柳树下撮土为炉，折下三支柳条代香，冲北八拜结为了异姓姐妹。

她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大批资本主义复辟回潮的紧要关口，不再有任何奢望的她俩便回到了村里务农。麦菊姐在家是独生女，不属于那种“飞鸽牌”的姑娘。所以在她回到村里不久，便被大队选派到公社卫生院培训去了，半年后，麦菊回村当上了赤脚医生。后来团支部改选，姐姐当上了村团支部书记。

那个时候，由于残酷的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把人们残存在灵魂深处的那一点儿追求美好的奢望也荡涤尽了；而那凶狠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更把温饱尚未解决的人们封杀在了贫穷的泥淖中。思想上的圈囿和生活上的贫穷，让那些不知天外世界有多精彩的人们，愚昧地生活在被人戏耍了还当乐事做呢！

麦菊姐的父亲在京城里一家工厂当工人，每月有些活钱儿补贴家用，所以麦菊姐一家的生活就比别人家好些，麦菊姐身上穿的衣服就比同龄的姑娘鲜亮。

那会儿，要是谁家里有点顺口的，姐和麦菊姐都会从家里顺出一些来有福同享（自然是麦菊姐多些）。平时，就是她们俩上身的衣服，不是今天穿在姐的身上，就是明天成了麦菊姐的行头，所以，不知情的人是根本辨不清楚穿在她们身上的衣服到底该属于谁的。也别说，除了我姐的脸蛋儿比麦菊姐漂亮之外，如果光看背后，她俩的身高和胖瘦简直就是一对儿孪生姐妹。一直到我参军离家，姐和麦菊姐还是那么亲密无间，好得就跟一个人似的。

姐扭过身去，约莫过了有半袋烟的工夫，她才说出了一句话：

“你不记得那个钱开明了吗？全都是他造的孽呀！”

 “开明哥怎么了？”我不解的问。

“忘恩负义的钱开明把麦菊给甩了！”姐低沉的说。

“到底是为什么？”我继续问。

“还不是因为他攀高枝儿提干了。”姐的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说道。

听了姐的一番话，才使我从一脸的茫然中渐渐的醒悟过来，是背信弃义的钱开明毁掉了善良的麦菊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