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子

   我和老梁老师商量后，那六十块钱除了给所有参加劳动的学生兑现奖励外，用余下的四十多块钱给学校运动队置办了十套运动裤衩和背心。在县城印字社，我又花了两块钱在背心的前胸和后背印了我们柳树村小学的校名和号码。当我把这些比赛时才能穿的运动服展示给我的小队员们的时候，我说，这些运动服是给参加全公社中小学运动会的运动员准备的，到时，我选拔上谁，谁才有资格穿上它。也别说，经我这么一煽乎，这群孩子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再训练时就自觉多了……

    学校没有铅球，我求父亲给我们小学铸了一个，至于这个铅球有多重，我从来没有称过它，估计大概在五公斤开外吧。有了这个铁疙瘩，无论是课间休息，还是每天下午放了学，我便把这个死沉死沉的铁家伙从办公室拿出来丢在砸不着人的操场一角儿，身板儿壮实的大铁柱便吭哧吭哧地跟那铁疙瘩较劲儿去了……

    第二年春天，在一年一度的全公社中小学生运动会上，我带的这支运动队报名参加了小学生男女乙组的比赛。在总共十余项的比赛中，我的学生获得三个单项、一个接力四项第一，三项第二，一项第四，夺得这个组别的团体总分第一名。

    在那届运动会上，要说整个运动场上最扎眼的人物莫过于大铁柱了，那天，他手上的铅球简直是投神了，托在他掌心里的那个比赛用球就如同托了个鸡蛋，随便地轻轻一送，那个铁疙瘩就飞出了老远，越过了最远端那条弧线还有两米多，把本年龄段的公社记录一下子提高了将近五米。

    后来，他又代表公社参加了全县的小学生运动会。比赛中，他不但轻而易举地夺得了第一名，还在这一级别的县记录上填写上了他的名字。

    平时，看着一下课就在操场上疯跑打闹的那些孩子们，我就总想换个玩儿法替代那个实在是原始的游戏方式，于是我就想到了乒乓球。

    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打一张木头的乒乓球台子的奢望我是绝不敢想的，也根本不去做那个梦。但是，弄一两个水泥台子并不是不可实现的梦想。

    我计划在四间教室前砌两个水泥面儿的乒乓球台子。和老梁老师一商量，他对我说：“砖和水泥上哪儿弄去？请人砌台子谁给工分儿？”我和老梁老师说：“一个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成？只要想办法，面包会有的，乒乓球台子也会有的，我发动学生一块儿干！”

    春末的一天，家里来了亲戚，我去翻砂厂叫父亲回家吃饭。当我翻过京津公路的土堤下坡时，发现翻砂厂的南围墙外面撂荒了足有一亩多地。看着看着，灵感的火花儿立时在脑子里爆了出来：这么一大块地荒着怪可惜的，为什么不利用起来种些东西呢？真要是把这块地弄到手了，砌乒乓球台的水泥不就有钱了吗？再说，有了这块地，还为我们学校提供了学生劳动实践的场所那！

    吃饭的时候，我问父亲，你们厂子前面的那块闲地是干什么用的？父亲说，准备扩建厂房搞机加工用的。我又问，村里打算什么时候建房？父亲说，怎么也得秋后再说了吧。我又试探着问了一句，那块地借给我们学校使用半年行不行？轮到父亲问我了，那么一块儿高低不平的破地，你们学校干嘛用？我说，搞科学实验，做我们学校的训练基地。父亲又问，学校不好好上课，训练什么？我说，那您就甭管了，我们只借用半年，收完秋就还，您说行不行吧？父亲见我的决心挺大，就顺口说了句，你们瞧着办吧，别耽误了我们用地就行。

    把地要到手了，我才和老梁老师说出了我的用意。他对我说，那块地就当作你们班的学农基地吧。

    第二天的早上，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我就起床了，推着昨天准备好的手推车去那片地里平整地面儿，一直干到了太阳从运河的东岸露出了红彤彤的脸蛋儿，我才回家去吃早饭。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除了上课外，我把早上和下午放学后的时间都交给了那块高低不平的土地。在这中间，利用两节劳动课和星期六的下午，我还带着我班的四年级学生跟我一道去平整那块土地，后来，那一亩多的地面儿被我和我的学生们整理得有些眉目了，看上去平展展的，再也不像先前那样七高八低让人看不上眼了。

    在进行平整地面的同时，我在地头儿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土坑，发动班里的学生捡粪积肥。真是应验了那句：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到了麦梢儿发黄的时候，各种粪便把那大大的粪坑填得满满的冒出了尖儿。

    麦收后的一个早上，我将经过发酵的粪便从坑里起了出来。下午放学后，我找了几个大个儿的男生，帮我把那些粪肥运到地里后又一锹一锹地撒匀实。

    晚上，我找到了村里的拖拉机手邢小明，求他帮忙把那块地给翻耕一遍。小明是我从小就要好的伙伴儿，打光腚时起，我们就在一块儿摸爬滚打的疯玩儿，以后又同窗八年，我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求他帮这点忙，对他来说不过是张飞吃豆芽——小菜儿一碟的事。第二天的黄昏，一泡长尿还没撒完，小明就把那块地给翻耕完了。

    三天之后，我用一瓶二锅头的代价，求本家的远房四爷帮忙，给那块地里播种上了牛腿高粱。

    那块地离我们学校很近，走着也用不了两分钟就到了。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有时我还要去那块高粱地一趟，我不担心别的，真要是被猪拱鸡刨羊给啃了，那可就全掰瞎了。两个星期后，我先是间苗除草，后又松土施肥，前后忙活了一个多月。人勤地不懒，加上这年的夏秋两季雨水又十分的充盈，一棵棵与我肩膀比齐的高粱长得油黑碧绿粗壮结实。进了九月，高粱秧的顶尖儿开始往外抽穗儿了……

    到了十月，每当我望着那片饱涨得笑红了脸的高粱穗沉甸甸地在秋风中摇曳的时候，就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浪潮在我的心头涌起——直到此时，我似乎才懂得了什么是农民，从感情上理解了他们在丰收后为什么会那般的喜悦。

    “十月中旬，我和学生们把这片高粱收进了学校的操场晾晒。几天后，我和学生们将晒干的高粱穗摔粒装袋，谁知，竟然整整装满了八个麻袋。

    一个星期天，我让小明开着拖拉机帮我把这八麻袋的高粱送到了永乐酿酒厂。卖完高粱回来的路上，我自掏腰包，花一块钱请小明吃了一顿饺子。之后，我又拉着他去镇上的供销社买了五袋水泥运回了学校。

    还有，自打我脑子里有了修砌乒乓球台子的计划之后，我便发动了全校学生拣拾砖头的准备工作。学生们的心情有时比我还急，天天都在期盼着能早日打上乒乓球。所以，这些孩子在捡拾砖头这件事上积极性特别的高涨。在我们的高粱获得大丰收后，被学生拣拾来的大小不等的砖头已经积攒下了老一大堆，就差铺砌台面儿的整砖了。

    播完了麦子，地里的农活就不再那么吃紧了。我跑到生产队长孙老蔫儿的家里，求他给支派个会干泥瓦匠的社员帮我们把乒乓球台子砌起来，我充做小工。孙老蔫儿的儿子大刚恰好在我那个班读四年级，为早日能玩儿上乒乓球，这个孙大刚早就用一块木板儿把乒乓球拍做好了。于是，他就在一旁附和着我，一块儿鼓动他爸爸帮忙。也许是孙老蔫碍于我这个“孩子老师”的面子，要么就是拗不过他独生儿子的死缠硬磨。他不但点头答应了派工这件事，还从修建猪圈的材料里拨给我们二百块新砖。

    不到一个星期，两个乒乓球台子便被砌起来了，其中一个台子还被做成了水磨石的台面儿。

    有了乒乓球台子，学生们一下课就往台子那儿跑。男生霸道，经常把两个台子全都挤占了，为此，同样出了力的女生们便撅着嘴来找我评理。

    为了公允起见，我将两张乒乓球台做了分工，男生和女生各用一个台子，并且在全校学生面前讲了违规的处罚办法。这样一来，那帮男孩子也就不好意思再去抢占属于女生的那个台子了。

    有了乒乓球台子，我用卖高粱余下的钱买了两副质量好些乒乓球拍和球网。在各班成立了乒乓球小组，一个月比赛一次。一段时间后，从各班选拔出乒乓球打得好些的学生组成了学校乒乓球队，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学校乒乓球队的那帮小队员们便使用我提供给他们的球拍练秋。每天，不到天黑看不见球了就不回家。

    那会儿，与我们学校隔着一条土路的西边儿有一溜儿排子房，是村里为北京来的插队知青盖的集体宿舍，有二十几名知青正住在那儿。由于当时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实在是单调枯燥，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收工回来后无事可做，吃完饭就到我们学校来打乒乓球。我和他们是同龄人，而且又是一路之隔的近邻，见不了几面就斯混熟了。闲着没事时，就和他们在一起侃山瞎聊，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使我这个农村青年不但开阔了人生的视野，而且还增长了不少见识。特别是知青点儿里那个叫杜梅的知青来打球时，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兴奋。

    台子落成的初期，这些知青只要一收工回来就奔我们学校那两个乒乓球台子跑，即使学生们正打得好好的，他们也是连哄带诈地硬把他们挤兑开，这下，学生能没有意见就怪了。

    知青点儿里有个史志强的知青，他的乒乓球打得漂亮极了，听他同来的知青讲，史志强曾获得过崇文区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的第二名。为了缓和学生和知青之间的矛盾，我和史志强商量，聘请他和另外两个球艺较好的知青做我们学生的教练，他们高兴地答应了我的邀请。

    确立了知青和学生之间的师生关系，也解决了知青和学生相互抢台子的矛盾，两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后来，在史志强他们的教授下，乒乓球队的小选手们进步挺快，在后来全公社小学生的乒乓球比赛中，他们横扫了各校的参赛后选手获得了冠军。在参加县里比赛时，孙大刚还被县体校的教练相中了，代表县队去了市里比赛。

    那时，我承认我的书教得不怎么样，可我却很充实。假日里，如果公社文教组或学校没有组织学习或大批判的任务，我还要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我这个老师和其他几位教师不一样，我是一粒“沙子”，不能站到葱地里就把自己也当成棵葱剥，那样会忘了贫下中农的本色。

    后来，随着那批知青的返城，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在如此艰苦的工作环境里，我却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干劲儿。如今，生活是富足了，却再也找不回先前那股生龙活虎般的冲劲儿了。是年纪的缘故？还是周身的热血冷却了？想起来让人有点儿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