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子

运河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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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段疯狂的历史，更是一个让良心暴晒、让人性泯灭的年代！

     以“我的一张大字报”为发端，那场迅如雷霆闪电猛似狂风暴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愚昧的人们还没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一夜之间，这把狂纵的天火便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城市蔓延到了乡村。一时间，在我们这个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人的怒潮旗的海洋，漫天是声震寰宇的打倒、火烧、油炸的怒吼……

    早春的北京格外的寒冷。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的一天黄昏，一场七、八级的大风把整个北京城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临街的店铺大门紧闭着，平日里人流如织的西四大街上人迹寥寥，漫天的黄沙裹夹着归家的人们抱胸缩首踉跄地在风中飘舞……

    西边的天际残阳如血。

    这时，一群十六、七岁的红卫兵高呼着口号闯进了与西四大街毗邻的那栋二层小楼。如狼似虎的革命小将在顷刻之间就把这个殷实的人家折腾得人仰马翻，在一片翻箱捣柜威逼喝问的的嘈杂声中，该砸的砸，该烧的烧，值钱的物品装进了几只大箱子，不一盏热茶的工夫，这户人家就家徒四壁洗掠一空了。一年之后，居住在这座小楼里的一家三口便被注销了城市户口，扫地出门，把他们从城里撵到了乡下……

    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间，经过张若兰的爷爷和她的父亲两辈儿人的不懈奋斗，由于诚信待客经营有方，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整日里是人流不绝顾客盈门。于是，在前门大栅栏经营着的那家绸布庄规模越做越大，白花花的光洋流水似的滚进了帐房先生的钱匣子。到北京解放那年，不算家里使唤的佣人，光是在店铺里外忙活的伙计就雇佣了十多个人支撑门面。

    解放大军进城，除了那栋二层灰色的小楼和里面的家什，他们家的店铺和财产都被没收充公了。

    后来，在公私合营时她们家又成了股东。虽说财产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但凭着每年从股份里分得的利润，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仍是丰衣足食绰绰有余。于是乎，那些左邻右舍对张家羡慕之余，也招来那些入不敷出的人们些许的嫉妒和愤懑，只恨前辈的老辈儿祖宗没能给自己留下一份儿象样的家业继承。

    张若兰一家安稳祥和的好日子过到一九六六年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那场由上层建筑发起的政治风暴裹夹着标语口号和皮带棍棒，劈头盖脸地砸向了养尊处优惯了的他们。三场批斗会没结束，在一片铺天盖地的呼喊声中，一位嘴唇上刚长出绒毛毛的小将飞身窜上了批斗台，一记闷棍敲在了张若兰父亲张墨飞的后脑海上，于是便口喷着鲜血摔倒在了批斗台上，人还没抬到家就一命呜呼了。

    几天后，殷实富足的家底儿被身穿绿军装腰横武装带臂缠红袖标的红卫兵们洗掠一空。屋子里柜倒床翻狼籍一片，二层小楼的院儿里到处是愤怒的标语和大字报。养尊处优的一家三口也被从小楼里赶了出来，住进了院子里存放杂物的小房子。

    一九六八年的四月，以削减城市人口和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借口，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大行动开始。作为“民愤极大”的资本家的残渣余孽，读到高中一年级的张若兰便辍学了，她和母亲以及该上小学四年级的弟弟小亮，他们一家人告别了那座曾经辉煌过的二层小楼，然后被一群红卫兵押解着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那辆卡车在颠簸中大约行驶了有两三个小时，把他们载到了京杭大运河西岸、一个有二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庄——榆树庄。

    张若兰一家凄惶地来到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榆树庄，心有余悸的母子三人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和结果。他们刚被解来时，由于村里没有现成的房子供他们容身，于是便由大队革委会出面，将这娘三个领到了靠近运河岸边的一家农户，在高天成家那低矮窄小的东厢房里暂时住了下来。

    张若兰一家过惯了衣食不愁养尊处优的城里人生活，因此对于艰苦的土里刨食吃的农村生活就有诸多的不适应。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儿，什么都是从头开始，那样都得自己动手，所以这日子就过得十分的艰难。除了生活清苦之外，唯一使他们一家感到莫大欣慰的是这里的邻里乡亲民风淳朴从不欺生，与人为善的他们并没有歧视和冷眼看待这落难的一家三口，这才使他们免除了担惊受怕心神不宁的精神遭扰。尤其是房东一家人的体贴和照顾，对待他们像一家人似的亲热，在日常生活和琐碎小事上没少给他们一家提供帮助。所以，初到农村的张若兰一家虽说日子是清苦了一点儿，但难得的是心里干净睡觉塌实。安下家后，若兰四十多岁的母亲被安排到了活计相对轻松的菜园子里干点儿杂活，身体显得单薄些的若兰姑娘则被派进了生产队的养猪场当上了猪官儿。

    同在一个院儿里过日月，就那么屁大点儿的地方，所以整日里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时间不长，这两家的关系便日渐的融合起来，笑语欢声不时的充盈了这个农家小院儿。有高天成一家人的热情感召和生活上的鼎立相帮，落难的张若兰一家逐渐的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平日里，哪家要是做点顺口儿的吃食来改善一下本不富裕的生活时，也必是你一盘儿饺子、我一碗面条的迎来送往互通有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好象灶膛里一时燃不起火苗的湿柴禾，你要是肯煽上两扇子，火苗就跟着窜起来了……

    高天成是在四清工作队进村的那一年初中毕业的。他以四分之差而没能考上县高中，再无学可上的他便回到了村里。

    不好张扬的高天成老实得像个循规蹈矩的大姑娘。平时，诸如偷鸡摸狗、打瘸子骂哑巴的缺德事根本找不上他。打小起，他就给村人留下了老实稳重的印象。从学校回到村里，他一天锄杠都没来得及撸就被队上送到公社卫生院学医去了。待半年的培训期满，他便背上红十字药箱当上了村里红医站的赤脚医生。    

    说起高天成的为人和脾气禀性，他大多继承了他一脚踹不出个屁来的父亲，小时候的他就温厚木讷不好惹事生非。乡邻们在教育自己喜欢调皮生事的闺女时就用这样的话语训斥：“你看人家天成，再瞅瞅你，你个丫头片子还不及人家小子稳当呢！”后来，他的人是往高处长了，可嘴里的话语反而是越大越抽抽儿。照他母亲的话儿说，我这个腌黄瓜似的蔫儿子，他的话怎么就金贵得能当香油吃。就为这，性格泼辣又好唠叨的母亲没少和他着急，背地里更是多次的教诲和数落他，做妈的生怕自己这个没有嘴劲又不好张扬的儿子在人堆里吃亏。

    在张若兰一家刚搬来那会儿，不管是她从屋里出来或是刚打外面进门儿，只要刚一瞄见若兰那白净漂亮的脸蛋儿，高天成就跟躲瘟疫似的赶快进屋或是把脸扭过了一边去，有时实在躲不开了，伴着赧赧的羞怯的一笑，他那张白皙的圆脸儿就羞成了火烧云一般，头垂得低低的像作了贼似的匆匆地走开了。经多见广性格外向的若兰姑娘有时就成心的寻他开心，赶上她出门儿他要进门儿的忖劲儿，她便背过身子坐在门槛儿上假装系鞋带儿，堵住了门口儿的她就捂着嘴偷偷在那儿乐。那一时刻，高天成就像被人逮住了手的小偷儿一样没个躲藏的地方。待把这个老实人捉弄够了，张若兰这才把身子从那并不宽敞的门口儿挪开，调皮的冲他挤眼一笑，调侃着和他戏谑：“哎呀，高大夫，又给谁看病去了？”

    一来二去，调侃的次数多了，老实的高天成尽管脸红着，也不在像先前那副憨态可掬的窘迫样儿了，彼此的要说话语也渐渐的多了起来……

    每日里太阳升起又落下，春去秋来草绿草黄。时间便是一种特殊的溶剂，它不但可以溶解陌生，而且还可以把阻隔在两颗心灵间的那道屏障溶解掉。

    试想，同在一个小院儿里磕头碰脑的度日月，天成和若兰即使不是有意相约，这一天里照面儿的机会还能少得了吗。

    对于二十岁的青年人来说，由于肌体的日渐饱涨，那份潜意识里的朦胧也便在不自觉中逐渐的清晰起来。受少女怀春、少年钟情的美妙蛊惑，潜藏在天成和若兰心中的那份神秘和渴望则日甚一日的浓烈，对美好的憧憬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热切企盼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现实。

    尽管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特殊年代，但能被上层建筑所禁锢的只是人们外在的做作和思想上的迷离，而人自身的本能的张力和潜意识的萌芽是任何屏障也封盖不住的。源于自然的东西，尽管你有时没有刻意的蓄谋和足够的思想准备去打算做点儿什么，但是，只要你给它提供了助其生长的温床，人体里那颗逐渐饱涨起来的种子是耐不住水分的滋养和催发的，萌芽破土不过是迟早的事。

    同为青春萌动期的高天成和张若兰两个青年人，潜藏在他们各自心间的那份美好和诱惑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情窦初开的他俩。虽然只是短暂的对视，但那种难以言喻的、让人的肺腑不得安宁的激动，就如同孕育在地核深处的炽热岩浆，在他们彼此的心间奔流冲撞、执着地寻觅着供其喷薄发泄的突破口……

    人是社会的产物。处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就可能缔造出什么样的心态；有了什么样的心态，就有可能造就出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张若兰就是这样一种人。

    就城市长大的张若兰而言，她自小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家庭中娇纵惯了，长期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生活，促使她养成了高傲孤僻惟我独尊的秉性。这场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使她从美好的天堂般的生活一下子堕入到了凄惨悲凉的地下，这让充满着美好憧憬的张若兰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份痛楚的折磨，从抄家时起，她本就有些脆弱的心灵很快被无情的社会现实扭曲了。

    在她初来农村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思想、心理上的准备，这里艰苦的生活环境着实让她难以承受和接受不了。因而，只要她在外面受了丁点儿的委屈，回到家里的她就时常的和自己的母亲使性子撒气儿，在家人面前才敢耍弄她惯有的大小姐脾气。有的时候，她实在闹大发了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正房里的天成母亲或是高天成就不得不过到厢房来，充个中间调解人什么的缓和一下僵持的气氛。

    有时，若兰母亲时常对天成的母亲哭诉：在京城时，若兰是个挺听话的孩子，如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2002年1月29日初稿

                                  2015年4月20日改毕